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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历者讲述北派传销:暴力、威胁以及牢狱一样的生活

来源: 第一财经网 作者: 樊京刚反传销 发布时间:2017-08-10

8月8日下午2点,骄阳似火,气温高达35℃,天津市静海区城区以南的104国道双塘镇路段车辆不多,行人也稀少。两名巡防员顶着烈日,骑电动车沿104国道由南向北慢速巡逻。

他们边走边向西侧树林查看。两人告诉第一财经1℃记者,他们在观察树林内是否有人聚集,一旦发现,要马上报告,等待打击传销的执法人员赶来做下一步的核实处理。除了路边树林,只要路过桥梁涵洞,他们也会留意一下。

自8月初天津先后两起传销者意外身亡的消息被披露后。近日,在天津市统一部署下,静海区正在开展对传销行为的持续严厉打击,天津市定立的目标为,在20天内彻底清除全市传销活动。

静海,被传销业界称为“北派传销”的最大聚集地。暴力、威胁、非法拘禁甚至绑架和敲诈勒索的案例,均因传销组织的存在而不断发生。1℃记者对发生在静海的法院判决的116起案件梳理后发现,涉及最多的罪名为非法拘禁罪;其中,有的传销头目还借机向受害者家人索要钱财来“赎人”,又构成了绑架罪。甚至有人冒充警察专门敲诈传销组织成员。

这里体现了“北派传销”的显著特征:充斥着暴力或暴力威胁,人身自由被限制,参与者很多会倾家荡产,甚至人财两空。

 

看区位优势选窝点

 

在静海区涞文线道路两侧,每隔几十米,就悬挂着“传销发财路不通 害人害己一场空”等各类打击传销的宣传标语。

多年来,静海区已经成为传销的重灾区。据统计,2012年至今,天津各法院一审审结231件传销案,其中116件发生在静海,占到整个天津的一半。

1℃记者探访发现,传销者聚集过地点基本为静海区主城区外的城乡结合部村庄。虽然传销者要么已被查处,要么已不知去向,但传销留下的印记仍在。

多位受害者披露了其被传销控制的过程:以名企招聘、优厚工作引诱,诱骗成功后实施持续洗脑,其间夹杂严密的人身控制,辅以暴力手段,最终完全控制参与者。他们表面以销售化妆品、日用品为由,实则无具体产品。拉人头、收取会费、层级发展等是其显著特征。

8月7日,1℃记者来到静海区大口子门村,这里是静海区公布的发现传销窝点的重点区域之一。大口子门村,各类小企业密集。除企业厂房外,几乎所有村民的房屋都是高大的独门独院。只要锁住大门,院内屋内发生了什么,外界难以获知。大口子门村的北面和西面,多是玉米地和茂密的小树林,一旦传销人员听到风声,转移或躲藏进庄稼地和小树林,给执法人员的搜寻带来难度。

周边的小口子门村、大河滩村、小河滩村、上三里村、下三里村等村庄,以及南面的双塘镇曹官庄村等地,村内房屋建筑格局、村周边地理情况,与大口子门村极其相似。这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距离静海火车站、汽车站均只有5公里左右,传销参与者们可以轻松乘火车、汽车转移。

上述这些地理区位优势,成为传销组织者将窝点选在这些村子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当下,天津市正在开展对传销的全面打击。警方还采取行动,清除传销存在的温床,严惩故意向传销组织出租房屋者。在持续打击下,静海的传销活动似乎已经偃旗息鼓。

 

村内的另类“居民”

 

近期,位于北方某市城乡结合部的某村村民已经不止一次看到,上百名来自公安、工商等部门的执法人员来到村里,对传销窝点进行排查清理。对于传销窝点,在村民看来并非秘密,早在十几年前,就有传销人员在村里租房子,逐渐发展为窝点。

村民张明(化名)第一次接触“传销”这个概念,是在2006年前后。张明回忆说,虽然过去了十多年,但聚集在村里的传销窝点,从形式上到参加人员上,变化并不大。参加人以年轻人为主。张明曾向这些年轻人询问在做什么工作,他们回答说做直销。在村民看来,这些做“直销”的年轻人有一些怪异举动,他们聚集的院子里经常能听到一些音乐,《相信自己》、《从头再来》等励志歌曲几乎不定时地循环播放。他们有时还昼伏夜出,作息时间颠倒。

最初,村民们并不清楚什么是直销。直到警方来村里进行解救行动,村民才第一次知道,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是被骗来做传销。

但村民们因为房租等经济利益的原因,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。也对村内有传销窝点聚集逐渐习惯。多名村民回忆,7月初,曾看到数十名传销者拎着手提箱,夹着铺盖,神色慌张地离开村子,“应该是转移走了,但也有村民在村外的小树林里又见到过他们”。

十余年间,村民的房子还是独门独院的平房,但面积不断扩大。来此租房的传销者换了不知几茬。村民称,有的传销者租房时衣着破烂,要么说是建筑工人,要么说是做小买卖的,要租房集体居住。十余年来,传销者租房确实给村民增加了一些收入。房租从最初一个院子一月几百元,涨到了最近两三年的超过千元,最高时甚至三四千元。一位传销参与者说,“有的房东知道了是做传销的,就加高价格出租”。

让张明等村民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数解救时的一些场景,最多的场景莫过于年轻被骗者的多名家长在警方帮助下,将参与传销的孩子解救出,有的孩子和家人抱头痛哭,可有的孩子则傻傻站在原地,任凭家长拖拽,就是不肯离开。“我还见过有的被骗者甚至闹着要自杀,也不跟家长走”。村民们始终不理解,被骗的传销参与者为何会这样。

传销者从不和村民多交流,和平融入了村子的生活。但随着打击,有的传销窝点不能再租民房,而是选择了村子附近的的一些破败厂房,甚至废品回收点。该村西北一处废品回收站,各类废品堆积如山,曾有传销窝点在这里选了一处宿舍。多名废品回收商表示,他们和这些传销者从来不打交道,“我们就做我们的生意,他们也不来打扰我们”。

就这样,一拨一拨传销者先后来过这个村及周边各村,选择窝点进行活动。一幕幕被骗、解救、跟执法人员打游击、窝点被端的“游戏”在这里循环上演。

 

亲历者讲述脱身经历

 

今年24岁的河北张家口青年刘凡(化名),中专毕业后就一直在各处打工,漂泊不定。2016年7月,刘凡在一些求职网站看到一则求职信息,学数控机床,期间包吃包住,每月还有2000元工资,但学完后要接受固定的工作指派。刘凡没有多想,觉得学这项技术可以作为一个长久的生计,于是便报了名。很快,一名男子与他联系,告诉他学习地点在北方某城市,觉得可以就马上过来。

刘凡并未多想,第二天就出发了。在当地车站下车后,与其联系的男子告知,现在工作很忙,要他自己想办法到距离该市不远的一个城中村,并发来了具体地址。刘凡按照地址找了过去,两名年轻的男孩前来接站。刘凡先被安排吃饭,吃饭期间,其中一名男子不断问刘凡的各种个人信息,并趁刘凡不注意,将他的手机拿走,“他当时就说看看,但一直不给我,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”。

饭后,刘凡跟随坐上一辆出租车,在城区内三转两转,大约20多分钟,车停在一个村里。刘凡回忆称,车虽然在绕圈,但应该没有走远,特别是距离接站的地方并不远。此时,刘凡仍觉得这像是学习数控机床的地方,并提出先到宿舍安顿一下。随即,他被带进一个小胡同里的一所平房院内。进入屋内,除了几张简单的桌子,再无他物。

当时正值盛夏,屋内连电风扇都没有,闷热难耐。刘凡进入一间屋发现,每间屋的面积在30平米左右,聚集着10多人。这些人目光呆滞,有的人已经衣衫褴褛。地面铺着一些软垫,被褥、枕头堆在屋子一角。潮湿、闷热,夹杂着脚臭味、汗臭味、霉味,几乎让人难以呼吸。每天吃饭就是馒头和咸菜,偶尔会炒个青菜。刘凡说,这种情况应该在各个传销窝点属于普遍现象。

时间不长,刘凡就和屋内的人一起被要求“听课”。一个南方口音浓重的男子,语速飞快地讲了半个小时左右,但刘凡只大概听懂了此人反复提及,要发财就必须吃苦,现在吃苦实际是在接受锻炼。讲课过程中,演讲者讲到激动时,就会让听讲的学员一起“互动”,“大家搭肩互相鼓励,一起大喊加油”。听课过程中,还有人在本子上做着记录。讲课完毕,讲课人将刘凡的身份证、银行卡、现金全部收走,并吓唬他在这里就老老实实,不要瞎问瞎跑。刘凡这才意识到,这不是学数控机床,而是被骗进了传销窝点。

由于是新人,在开始的10几天内,刘凡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。从此,刘凡开始了每天的“工作”。一般是先“听课”,随后用手机联络拉人。刘凡说,闲下来时,他就感到失落,特别想尽快逃出去。但只要一上课,讲课人的激情飞扬又让他感到有所寄托,感觉或许按照他的提示,真能发财致富,于是又静下心来。到了晚上安静下来时,刘凡想的还是如何逃跑。

刘凡注意到,窝点里的成员拉人取得了成效,“可能三五天就会有新的被骗者过来,有的人发现上当马上就想跑”。但只要逃跑失败被抓回来,就会招致一顿拳脚,一直“讲课”的男子也会使用各种恶毒语言申斥,随即就会更加严密地被监视。在这期间,刘凡还被蒙上脸,被带到野外的小树林听课。由于刘凡一直配合,没有流露出逃跑的意思,获得了传销头目的信任。窝点的头目告诉他,在外出时如果被问起是干什么的,就说直销化妆品,但刘凡始终没有见过化妆品实物。

2016年11月,在窝点被困4个月后,刘凡利用被安排外出买饭的机会,成功逃脱。

 

花费数万升管理层方得逃脱

 

与刘凡不同,陕西青年安鹏(化名)毕业于西安一所普通大学,毕业后曾在北方多个城市工作了三年多,攒下了四万多元。安鹏憧憬着可以进入一家大公司工作。今年5月底,安鹏在一些求职网站看到一家大企业的招聘信息。他按照提示,发送了自己的简历。仅仅3天后,就收到了回复,“一个女的说我已经通过初筛,可以来北方某市进行面试”。

安鹏说,他按照对方提示,兴致勃勃地来到这个城市东部的新区,随后又被告面试地点在该市的另一个区。辗转到了地点后,有两名男子来接安鹏,最终把他带到了这个区南侧的一个村子。这时安鹏觉得有些不对头,“这明显不是大企业的样子,接我的两个人也一直神神秘秘”。但安鹏此时已处于被挟持状态,只能跟随进入了一处民房。刚进入屋子,发现里面正在“上课”。

一名“讲师”在对着一些各种颜色的塑料瓶滔滔不绝地说着,宣称这就是我们的产品,“讲课的人不住地说这种产品如何如何好,只要销售手法用得对,一定能赚大钱”。讲完产品功能后,“讲师”开始大谈如何获取成功,“各种心灵鸡汤、成功学的东西全来了,没完没了在说”。

安鹏说,恶劣的生活环境,其实和乞丐并无太多差异。

一些身体不好的参与者患病,“感冒发烧、吃坏肚子的都出现过,要么有人从外面买药,要么两人带着出去看病”。如果病情不严重,简单治疗后恢复了,就被留在窝点接着干。如果病情严重了,头目也会害怕,就派人把生病的成员送到车站,让他自己想办法安排行程。

听完课,已有些社会经验的安鹏立刻意识到,自己落进了传销窝点。很快,他的手机、银行卡等贵重物品就被一名自称“王主管”的人收走,他彻底失去自由。讲课的人每次都换,但所讲内容大同小异,安鹏知道,这是传销最重要的环节——洗脑。除了专门的“讲师”,学员有了顿悟,也可以详细地分享自己的“心得”。“讲师”认为讲得好,会大加夸赞。在安鹏看来,传销头目使用的洗脑术是对人实施潜移默化的影响,听讲课是一方面,还要求学员在吃饭时也要谈谈自己学到了什么,怎么结合自身情况去获得成功。有的人被洗脑颇深,天天做笔记,写心得,并拿来进行炫耀。

安鹏回忆,他被骗参加的传销组织,要缴纳2900元“会费”。传销组织内部层级、分工非常明确,分为会员、推广员、培训员、代理员、代理商五个级别。培训员就属于“管理层”,如果愿意掏钱,只要花上几万元,很快就可以升到“培训员”。安鹏自知没能力强行逃跑,于是开始表现很配合,取得了头目的信任。利用一个机会,他用别人的手机给父亲打了电话,“短短几句话,告诉家里我被骗到了传销,也说了大致地点。转来两万块钱急用”。

最终,安鹏搭上随身带来的四万多元,以及家里汇来的两万元,总计花费六万多元后,被升为管理层,比普通参与者多了几分自由。安鹏曾注意到,窝点内有些人也通过花钱升为“管理层”,行动自由度有了提升,但这些人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,反而很积极地在发展下线,“很像是觉得自己花了钱,不甘心就这么把钱扔了,想捞回来”。

安鹏最终还是逃离了那个地方。在他逃出后,传销致人死亡的消息陆续传出。安鹏说,比起失去生命的几个年轻人,他幸运太多了,“花掉的那几万块钱,就当买个教训吧”。安鹏希望自己能尽快彻底忘掉这段不堪的经历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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